邱慈觀
教育背景:
博士學位:賓夕法尼亞大學金融學, 1991
學士學位:臺灣大學哲學, 1978
研究領域:

可持續發展投資、影響力投資、社會責任投資、普惠金融 、金融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 、金融倫理學


邱慈觀 : 【陸家嘴】沿著影響力投資的學習曲線前行

近日,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邱慈觀接受《陸家嘴》雜志專訪,她指出,影響力投資是門新學問,而新知識的學習需要時間,在時間中積累、思考與沉淀,最后才能開花結果,產生改變的力量

沿著影響力投資的學習曲線前行

「影響力投資是門新學問,而新知識的學習需要時間,在時間中積累、思考與沉淀,最后才能開花結果,產生改變的力量。」邱慈觀教授在接受《陸家嘴》采訪時表示,在國內這波影響力投資的洪流中,她站上了個人的學習曲線,透過慎思明辯,創造了認知的高峰。
邱慈觀教授被譽為可持續金融領域的拓荒者、中國影響力投資研究第一人。她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(高金)講授「可持續金融」(Sustainable Finance)及「影響力投資」(Impact Investing)等課程。高金被稱為「金融黃埔」,是全國唯一開出這方面正式課程的學院,課程面向MF、MBA及EMBA等項目研究生,有系統的傳授相關理念。
邱慈觀教授長期致力于可持續金融的研究和教育,并在此領域擔負中外學術交流的橋梁。今年四月,她和哥本哈根大學商學院等校合作,在北京舉辦了為期三天的影響力投資論文開發工作坊,為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明年的《影響力投資專刊》做征稿暖身。
經由邱教授推動而形成的平臺,還有可持續金融論壇(sustainable finance forum,SFF)。平臺成員為高金和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、清華大學、新加坡管理大學等四校,目標在于推動國內可持續金融的學術研究,并加強與實踐者的互動。平臺今年七月在深圳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國際會議,來自美國康乃爾大學、英國牛津大學等校的幾十名學者發表學術論文,而且和實踐者對話,以理解彼此的需求及未來攜手努力的方向。這次會議的模式系國內首創,它的規格及內涵更為國內相關活動建立了標竿。另外,邱教授把國際上影響力投資的正確理念引入國內,持續跟蹤、觀察國內影響力投資的發展趨勢,并且帶領研究生共同撰寫相關案例。
邱慈觀看法獨到,文筆洗練,是極受媒體歡迎的專欄作家。從2015年開始,她在《陸家嘴》開設「大哉論」系列,每月一論,迄今已寫了四十四篇,內容多與可持續金融有關。今年下半年,她將出版《可持續金融》專書,其中納入了ESG責任投資、影響力投資、普惠金融、企業社會責任等四部分。另外,邱慈觀和國內外學者合作,正在編寫一本《影響力投資案例集》,預計明年完稿,而其中有些案例已納入哈佛商學院案例庫。
邱慈觀治學嚴謹,對教學研究充滿熱忱,擅于引導學生思考,而授課風格又深入淺出,既專業又有趣,故深受學生的歡迎。“我對學生有責任,必須教導正確的觀念,引導思考,課程以培育新世代的投資人及基金經理為重點,這樣才能幫助中國推動影響力投資。”她說。
《陸家嘴》:自從2007年摩根大通銀行、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提出「影響力投資」這個概念,至今已經12年。對于影響力投資,目前國際上有沒有統一的界定標準?
邱慈觀:影響力投資的概念剛出現的前幾年,國際上的界定確實很混淆,不少文章對這情況做了介紹,更嘗試厘清。譬如,當時兩位德國學者寫了一篇”What’s in a Name“的論文,企圖從學者及實踐者所說的影響力投資,找出這類投資的共通性,以及它和其他投資的區別。《哈佛商業評論》當時也有幾篇類似的文章,都試圖從混亂中找真意。
不過,經過幾年努力,特別是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組織(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, GIIN)等行業平臺的建立,國際上對影響力投資的界定逐漸明朗化,而當各界人士使用這名詞時,常指同樣一種投資方式。事實上,如今從很多國際組織的官網,都可找到影響力投資的界定,內容也逐漸聚焦。譬如,無論GIIN、聯合國、世界銀行、OECD等組織的網站,或是Acumen Fund、Bridges Fund Management、DBL Partners等影響力投資基金的網站內容,界定都大同小異。
詳細來說,影響力投資的界定特質有四點。第一,影響力投資場域里的投資方、金融中介及被投資方,都有創造社會影響力的明確意圖,而這種意圖(intention)更以具體方式,寫進了影響力投資合同。針對影響力投資合同如何以法律語詞納入這種意圖,去年沃頓商學院的Geczy教授就展開學術研究,且發現「意圖」是這類投資有別于其他投資的關鍵之一。
第二,影響力投資是投資,而不是慈善捐贈,所以它要求財務回報。這個要求也凸顯了影響力投資的難處,因為它擬解決的是社會痛點問題,譬如貧窮、饑荒,但針對這些問題而發的投資,往往很難獲得高回報。因此,世界上真正致力于影響力投資的基金,屈指可數,并不是太多,其中有些還在和損益兩平奮斗,專到山巔水涯去做農村合作社融資的Root Capital就是一例。
第三,影響力投資的財務回報,視投資項目、資產類別、投資人的價值取向等因素而定,可從市場回報率到讓步回報率都有。正因投資人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的回報預期,有些項目可采用混搭式資本結構,把回報要求不同的投資人配在一起,以擴大投資機會,但這要靠金融中介來幫忙完成。譬如,依績效而付款的社會影響力債券(social impact bond, SIB),就常采用混搭式資本結構,把風險與回報不同的投資人予以層級式混搭,而知名投行高盛對此很擅長,由它經手的SIB都采用層級式資本結構。
特別需要強調的是,影響力投資人是「雙底線投資人」,同時追求財務回報與社會回報;但依其對兩種回報的輕重要求,可分成兩類。一種是「財務回報優先」的影響力投資人(finance first impact investor),他們對所要獲得的影響力回報設了底線,在底線之上最大化財務回報。第二種是「影響力優先」的影響力投資人(impact first impact investor),他們對財務回報設了底線,在底線之上最大化社會影響力。從傳統投資眼光看,第一種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,第二種是比較消極的投資人,當把他們相配時,雙方互補,產生了「陰陽投資」,可以擴大彼此的投資機會,達到前所未能觸及的境地。當然,在上兩者之外,還可納入慈善捐贈者,把這想成是「只要影響力」的投資人(impact only investor)。當市場上有了這三種投資人時,就可形成層級式資本結構,先引入「只要影響力」的投資人,把風險吸收掉一部分后,再依序引入「影響力優先」及「財務回報優先」的投資人,從而擴大了所有人的投資機會。
對影響力投資人的這種類別劃分,由Monitor Institute提出,其實在金融里也不是什么新概念,早已實踐多年。譬如,SIB依投資人類別而把同一只債券分成不同券種,就是這種做法。美國2012年以降低犯罪率為目標而推出的Rikers Island SIB,就由高盛幫忙劃分成券種,由不同類別的投資人承接,但這只SIB后來失敗了,由紐約市前市長的彭博基金會承擔所有虧損。我2017年11月的「大哉論」,以「影響力投資的資本結構」為題,寫的就是這些。
第四,影響力投資須有影響力管理與衡量兩方面,包括社會影響力的開發、數據收集、KPI的編制等,而這往往由金融中介與被投資方共同努力來完成。對于影響力的管理與衡量,目前國際上已建立了標準,譬如IRIS就是一套。一些比較專業的影響力投資基金管理公司,更制訂了它的內部標準,譬如上面提到的Bridges Fund Management,就以會計上的平衡計分卡發展出它自己的影響力計分卡。衡量影響力有不少方法,但努力是必須的,目的在于幫忙做決策。
《陸家嘴》:依據您上面說的這四點特質,是否就足以界定影響力投資?
邱慈觀:除了上面四點特質外,針對如何區別「圈內人」與「圈外人」,我想應加入另一點特質:影響力投資是以VC(風險投資)的方式,針對新創公司進行投資,而被投資方通常須針對社會痛點問題,提出創意解決方案。社會痛點問題很多,但常以聯合國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(SDGs)來表述,其中有除貧、潔水、教育、性別平等、經濟發展等。
VC有「募、投、管、退」四個步驟,在影響力投資領域亦然,基金公司先向雙底線投資人募集資金,依照擬訂標準挑選投資標的,然后對被投資方進行投后管理,包括協助建立制度、對接資源及影響力管理與評量,最后透過出場而把投資變現。換言之,這是以耐心資本的方式,在投資新創公司,孵育它、陪伴它成長,讓它釋出能量,帶給社會改變。
我去年在「大哉論」上曾介紹過幾個影響力投資標的,譬如開發早產兒保溫袋的Embrace、設計移動式衛生設備的Sanergy,就是解決社會痛點問題的新創公司,而對它們挹注資金的Acumen Fund及Capricorn Investment Group都是影響力投資方面的耐心資本。
VC做的是一級市場投資,特別是透過「投后管理」這個步驟,來驅動及監督被投資標的產生社會影響力,這種驅動及監督就是我上面說的「意圖」,已明確合同化,以白紙黑字敘明具體條件,包括當被投資公司未能履約時,須承擔的后果及罰責。這種驅動及監督在二級市場就很難做到,因為這是股權在投資人手中相互轉讓的市場,轉讓過程和企業不相關,資金不進企業,其中也不涉及任何投資人和發股公司的合同。
針對二級市場投資是否可創造社會價值,學者進行了研究,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,除非能透過股東力量而改變持股公司的行為。例如,史坦佛大學前法學院院長Brest教授等人,在〈投資人如何創造社會價值〉一文中,針對二級市場投資能創造社會價值的論點,以大量證據予以駁斥。這個研究結果肯定的是另一個論點:社會價值創造須以影響力投資透過一級市場來達成。
《陸家嘴》:請您簡單說說,影響力投資和ESG(environmental, social, and governance)責任投資有何不同?
邱慈觀:最近兩、三年,ESG責任投資開始在國內盛行,好像它是一種前沿的投資方式。但事實上,它在歐美已發展快半世紀了,但被引入國內的確才幾年。ESG責任投資有七種投資策略,包括剔除法、依合約篩選法、同類最佳法、可持續主題法、積極股東法、ESG融入法,以及影響力投資。這不是我個人的說法,國際上的可持續投資聯盟、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等,都這么界定。
基金經理在1971年第一次使用剔除法,基金是Pax World Fund。基金經理人在1999年第一次使用同類最佳法,基金是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。影響力投資是ESG責任投資之七種策略中最晚崛起的,名詞在2007年出現。這些事在相關文獻中都記載得很清楚。
我要強調的是,前面對影響力投資的界定特質,同時也把它和其他六種ESG投資策略做了區隔。第一,除影響力投資涉入一級市場外,其他六種策略普遍以二級市場為主。第二,就影響力投資因「意圖」產生的積極性看,它有別于消極的選股策略,譬如剔除法、依公約篩選法等。第三,就影響力投資對社會效益管理的要求看,它有別于其他的積極策略,譬如積極股東法。
只有在對各種ESG投資策略做出明確的、和國際接軌的界定后,我們才能分別估算各策略的市場規模,就像歐美的Eurosif、US SIF一樣。目前國內對影響力投資欠缺認識,有人硬要把二級市場的ESG指數說成是影響力投資,這就讓學者專家很難認同,更沒法收集數據了。
《陸家嘴》:影響力投資在國際上有沒有形成一定規模?國內發展情況如何?
邱慈觀: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組織(GIIN)會做調查并發布年報。根據2018年的年報,前一年(即2017年)全世界影響力投資的基金規模是2280億美元,這是存量,是歷年累積但還未出脫的影響力投資;全年投資了380億美元,這是增量,是新做的影響力投資案。另外,以交易筆數看,2017年一共做了11, 700筆交易,算下來每筆交易的金額就很小,只有325萬美元。從數字對比,就更能看出影響力投資的規模非常小。譬如,2017年全球綠債的存量9000億美元,流量大概是1600億,這就比影響力投資多出幾倍。另外,與全球公募基金的資產規模相比,影響力投資的規模不及其0.1%。
這些數字背后的信息很明確,影響力投資的量很小,標的不好找,因為它針對金字塔底部人口,必須克服重重困難,才能讓模式能擴規,能具有財務可持續性。這反映了我前面說的,在影響力投資的生態系統里,無論投資人、金融中介或供貨商,都要有強烈的動機去改變世界,才會愿意涉入。所謂改變世界,是針對社會痛點問題去尋求創意的解決方案,而這些問題對金字塔底部人口的困擾最大,譬如說沒有干凈的飲水、沒有衛生間、欠缺醫療渠道等。創意解決方案常由新創公司提出,其中有些是社企,有些是營利企業,而VC會以符合影響力投資理念的標準挑選投資對象。
金字塔底部人口的支付能力有限,產品與服務供貨商須能降低成本結構,提出新穎的訂價模式,且開發創意的銷售渠道。這是任何成功的影響力投資標的必須解決的三個問題。在訂價模式方面,交叉貼補最常被使用,供貨商把產品以較高價格賣給富裕客戶,較低價格賣給貧窮客戶,而以前者的獲利來彌補后者的虧損。印度知名的救護車Ambulance 1298采用這模型,亞拉文眼科醫院也采用這模型。
國內的影響力投資方面,到目前為止,真正涉入的專業VC只有少數幾家,并沒有形成任何群聚效果,更欠缺任何統計數字。它們過去總共做了幾十個案子,規模都不大,屬于文學上的「小品文」,內容關乎自閉癥醫療、物聯網養漁、文化教材開發,而且多數仍未退出。
相較之下,美英典型的影響力投資案是平價住房(affordable housing),供給都市里的低收入人口居住及商家開店,具有增加工作崗位、復蘇區域經濟的效果。但項目涉及土地取得、社區開發、樓宇興建、商家引進等,需要龐大資金及多種配套措施,相關風險也很高。美國從1940年代開始涉入平價住房,在政府及民間攜手努力下摸索了幾十年,終于逐漸摸出門路,也形成最主要的影響力投資項目。國內雖有平價住房的需求,譬如對北京蟻窩里的農民工提供安全的、有尊嚴的住房,但目前仍在想象階段,最近我才首度看到上海市政府征求案子,擬探討可能性。
《陸家嘴》:與傳統VC相比,影響力投資基金經理挑選投資對象,有什么特別要求?
邱慈觀:影響力投資VC挑選影響力投資標的,當然會與傳統的VC不同,這點可以美國知名的聰明人基金來看,它擬訂了五個投資標準,其中涉及影響力管理及項目示范效果等。
第一個標準關乎創業團隊的誠信和專業能力,因為無論那種投資,人永遠是最重要的。一流的團隊能把二流的案子變成一流,但二流的團隊卻會把一流的案子變成二流。第二個標準與產品的商業模式有關,模型必須在財務上可持續,必須能獲取合理的回報。這點并不容易做到,而理由與受益人的支付能力有關。第三是商業模式的可復制性,模式要能復制,才可能擴規,讓更多人受益。這點也不容易做到,有太多投資案永遠停留在小模小樣的階段。第四是產品的社會影響力,譬如創造多少工作崗位、降低多少碳排量等。這個標準和影響力的管理及評量有關。最后是產品的示范效果,是否能激勵同行,是否能推動一個新行業的產生等等。
《陸家嘴》:在「大哉論」專欄中,您寫過一些影響力投資案例,請介紹幾個您欣賞的案例。
邱慈觀:首先我必須厘清所謂的「影響力投資案例」,從哈佛案例看,它們通常是針對影響力投資的基金管理公司,譬如Bridges Fund Management、聰明人基金等,而不是被投資對象。
「大哉論」專欄對上面兩家都介紹過,它們對投資領域及投資標準有獨到看法,對投后管理及行業推動都不遺余力。除此之外,我挺欣賞美國的Root Capital,它專門對missing middle融資,這類組織以中南美洲及非洲的農村合作社為主,每間擁有幾百戶小農,生產咖啡、紅椒、花生等農作物。它們地處偏遠地帶,規模對銀行來說太小,對普惠金融來說太大,以致拿不到資金。Root Capital幫它們和國際市場連接,以星巴克等大企業的訂單作抵押,引入供應鏈金融,發放貸款給農村合作社,教導有機農耕方式,以保護自然生態。
Root Capital所赴之地是泥濘路的尾端,連路都沒有了,而接觸的是金字塔最底部的小農,因此迄今只能打平成本,而它的投資人屬于「影響力優先型」,要求相當于6個月期Libor的回報。Root Capital加入了哈佛大學的「影響力效率前沿」專項,提供了回報、風險及社會影響力等三種數據,幫助學者推進研究。
國內的案例以禹閎最廣為人知,是致力于影響力投資的基金公司,已做了十多個案例,案子規模從一千萬到一億人民幣不等,重點落在養老、農業、環保的教育等方面。當然,我們不能拿國際標準來要求禹閎,因為外在的機構背景不一樣。禹閎非常努力,不但堅持理想,且不斷提升自我。譬如,它原本未留意數據收集,過去影響力評量做得不多,但最近快馬加鞭,大步向這方面邁進。
禹閎案例里,浙江綠康醫養集團相當知名,但我對社區養老有個人看法,倒不認為這案子特別。我比較欣賞安徽強英鴨業的投資案,這是在安徽貧困區的案子,從鴨苗孵化、飼料生產、幼鴨養殖、成鴨屠宰、冷凍包裝到運輸,所有步驟都有,外加透過供應鏈做普惠金融。案子具有環保效果,因為強英獨創的籠鴨養殖法降低了水源及土地的污染。案子的社會效應也很明顯,強英號召農民工返鄉養鴨,創造了近萬個工作崗位,外加當地采購產生的經濟效應。最后,禹閎也為投資人帶來效益,
2013年原始投資的1.1億近期已成功退出,而且回報相當不錯。
《陸家嘴》:與傳統投資相比,影響力投資的財務回報率是較高,還是較低?
邱慈觀:一般情況是比較低。影響力投資人追求兩種回報,只看財務回報的話,的確比較低,但因有社會回報,所以兩者加起來還好。另一個角度看,財務回報和社會回報之間存有抵讓關系,而影響力投資人是在知情的情況下,自愿放棄財務回報,以換取社會回報。
這幾年影響力投資的數據日趨完備,學者對這種「抵讓」(trade-off)做了不少研究,結果證實了以上看法。譬如,去年加州大學的Barber等教授,透過追求雙重回報的VC基金數據做研究,發現投資人可從影響力投資中獲得「非金錢性」的回報,因而愿犧牲財務回報來換取。研究發現,與傳統VC相比,影響力投資VC的財務回報會低5%左右。
針對影響力投資是否可能「義利并舉」,哈佛大學Learner教授利用美國社區發展VC的數據進行檢測,研究結果否定了「義利并舉」。特別是,社區發展VC以推動落后地區發展、提高金字塔底部人口的福祉為使命,因而都投資在城市邊緣、欠發展地帶,而投資也落在非主流行業。這些因素降低了投資退出的可能性,造成影響力投資沒法義利兼得。
除了這兩篇學術論文外,這系列研究一直在展開,而隨著更多數據出爐、更創意的研究設計,過去曾一度被追捧的「義利并舉」假設,如今卻被推翻了。國際上這些新發現也值得國內深思,其中凸顯了堅持初心是有代價的。倘使某人宣稱做影響力投資,又宣稱回報高,那么可能是他面對的不是金字塔底部人口的市場吧!
《陸家嘴》:對于金字塔底部人口,是否應以捐贈為主?影響力投資可能很難做吧?
邱慈觀:針對社會痛點問題,我們有幾種涉入方式,影響力投資只是其中之一,但它未必行得通,有些情況必須回到傳統的無償捐贈、特別是當項目針對的是最弱勢人口時。另一方面,就算做影響力投資,財務回報也會依項目特質而不同,范圍可從市場回報率到讓步回報率。透過贊助款和捐贈款做的案子也一樣,回報可以從100%保本、70%、30%到全部虧光。
影響力投資之所以崛起,就是看到傳統慈善捐贈的低效,認為這種供資方式欠缺嚴格的績效考核,難以推動項目方創新。因此,倘能把VC引入解決社會痛點問題的市場,利用資本市場的紀律和活力,再透過VC「募、投、管、退」的那套標準,特別是投后管理對項目方的提攜與監督,應該可以更好的解決社會問題。從傳統慈善到影響力投資之間,有一塊venture philanthropy(VP, 公益創投)的空間,就是這概念,而今天歐洲的EVPA,也是從VP這字而來。在美國,傳統基金會給慈善捐贈,針對捐贈的弊病而轉折到VP,時間上是二十世紀末,當時有不少人呼吁改變的必要性。1997年《哈佛商業評論》上,有篇Letts教授以「基金會從VC能學到什么」的經典文章,對轉變理由就做了精辟解析。
針對由投資與慈善形成的回報率光譜,可參考歐米迪亞網絡組織(Omidyar Network, ON)的做法。它由eBay創始人皮爾·歐米迪亞出資形成,資金雄厚,招募了一個精英團隊。ON界定了一個回報率光譜,從投資到慈善都有。倘使是投資,ON要看案子性質是否有條件做到回報率最大化,凡有可能這么做的,就歸在這一塊,而不能這么做的,就順流而下,歸到讓步回報率那一塊。以此類推,再下來是保本的案子,但有些可以100%保本,有些只能70%保本,有些30%,另一些可能是純粹慈善,捐出后拿不回一毛錢。重要的是,凡是有能力形成投資案的,絕不松弛,絕不讓它淪為慈善捐贈。除了ON以外,聰明人基金也堅持「上帝的歸上帝,凱撒的歸凱撒」,它已經不給贊助款了,只做投資,以資本市場的紀律來要求影響力投資!
當然,即使擅長投資的影響力投資基金,也理解投資的極限,而須保留一塊田地給弱勢人口,而上面講的市場區隔(market segmentation)策略,就是一種方式,把高回報與低回報的影響力投資案,分別歸入不同的基金而予以區隔。在這方面,英國知名的影響力投資公司Bridges Fund Management就采納這個策略,把針對智障、身障、老人等弱勢人口開發產品與服務的投資案,歸入一只「社會企業家基金」,只要求3%的回報率。對比之下,Bridges的成長基金及地產基金可拿到20%以上的回報率。須注意的是,性質不同、追求不同回報率的基金,募資對象也不同。「社會企業家基金」的資金,來自慈善捐贈或政府贊助,而成長基金及地產基金的資金,則來自機構法人或高凈值個人。
事實上,您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,太中肯了。今年四月我去國外參加一個影響力投資的閉門會議,主持人第一個提出的就是這問題,而且點名我回答。當時我就說,區隔市場是一種做法,并指出Bridges的14只基金里,僅兩只真正針對弱勢人口,而這無疑表示這類投資很難做。
您這個問題在國內從未有人討論過,原因和國內影響力投資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有關。國內沒有像Bridges這樣成熟的基金公司,已經做了幾百個案子,以金字塔各級人口為對象,需要面對不同類型的投資人,需要把案子要歸入不同性質的基金,要考慮基金分類及相互關系等等。
《陸家嘴》:近兩年國際上知名的私募股權公司也啟動了影響力投資,這會產生什么后果?
邱慈觀:是的,2017年美國專做中間市場并購的德太集團(Texas Pacific Group, TPG),就募資20億美元,形成了TPG-Rise Fund影響力投資基金,它是這類基金中全球規模最大的。知名的私募股權公司KKR正在募集10億資金,而Blackstone也逐漸形成了影響力投資團隊。
私募股權算是比較晚才進入影響力投資,在此之前,國際大型金融機構及投資銀行早就布局了,包括高盛、瑞士銀行財富管理部門、Prudential Financial等。它們進入市場,反映了養老金及資管行業開始青睞影響力投資,但這帶來的后果有正負兩方面。
從正面看,大型金融機構的專業能力強,能從事高質量研發,故能推動影響力投資的專業化發展。事實證明,它們進場的確產生了這方面效果。以TPG-Rise為例,它組建一個影響力投資研究團隊,致力于基礎概念的落實,譬如影響力貨幣乘數(impact multiple of money, IMM)就是它發展的,以計算每一元投資所產生影響力之金錢價值。IMM的對比概念是IRR,亦即我們投資時常計算的內涵報酬率。對于追求雙底線回報的影響力投資,現在可用IRR計算財務方面的內涵報酬率,用IMM計算影響力方面的內涵報酬率,而這些工具都幫助投資人做決定。
從負面看,大型金融機構會把逐利性帶進影響力投資的場域,造成影響力投資難以維持初心,因而偏離了使命。特別是,正宗的影響力投資應該針對金字塔底部人口所面臨的問題,而財務回報與社會回報之間存在的抵讓,會促使逐利導向的大型金融機構想提高財務回報,而這必須以降低社會回報來達成。
倘對大型金融機構所做的影響力投資案做些分析,就會發現我所言不假。例如,Rise Fund投資組合中有一個Dodla Dairy的案子,這是印度南部最大的乳制品公司,向農村小酪農收購牛乳,也做供應鏈金融,因此從普惠金融及經濟效果等方面看,的確相當不錯。但Dodla成立于1995年,歷經多年發展,是個成熟案例,在準備上市。Rise Fund去年進場,明顯是想賺取IPO價差的錢,而這和影響力投資「舍我其誰」的精神明顯不相符。
「舍我其誰」是影響力投資的真諦,英文的專業用語是additionality(外加性),表示影響力投資資金應以舍我其誰的精神,流向資本最匱乏的地方,而不是上市前因有利可圖而資金蜂擁流入的地方。許多文獻對「外加性」都有深入說明,它是評估影響力投資真假的關鍵。
《陸家嘴》:您從2015年開始在高金開設影響力投資的課程,這是全國高校中唯一經由研究生院核準、面向正式學生開設的影響力投資課程。您的課程框架是怎樣的?
邱慈觀:我們學院特別嚴謹,四年前我申請開「影響力投資」這門課時,課程委員會要我提出理由,拿出國際一流商學院的課綱。當時我說明了影響力投資與正統金融學課程之間的關系、而且提交了沃頓商學院、哥倫比亞大學、紐約大學等校的課綱。我雖參考了這些課綱,但依據授課時數、學生水平等實際情況做了調整,課程委員審議后核準我開課,并給我一年時間備課。
2015年開課時,只有40多人修課,但很受歡迎,課評非常好,于是名聲逐漸傳出,情況到今年已完全不同。目前我在可持續金融領域共開出三門課,每門都是2學分24課時,但這三門課并非只開一個時段,其中兩門分別開出兩個時段,因為太搶手,一個70人的時段,據說在選課系統開放后立刻被搶光。今年高金共有320名學生修我這三門課,對此我既喜又憂,喜的是教學相長,受學生肯定,而憂的是自己要加倍努力,不能讓學生失望。
這三門課是「影響力投資:教室之內」、「影響力投資:教室之外」,及「可持續金融」。今天訪談主題是影響力投資,我們暫且不說可持續金融吧。
「影響力投資:教室之內」是我2015年開的影響力投資,后來為了要與第二門課區分,才加上附標。這門課的內容由三部分組分,第一部分是概念基礎,包括分析影響力投資的界定特質、探討這種投資理念與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之間的關系,以及說明行業發展趨勢及相關問題等。第二部分是學術論文解析。國際上已出現了影響力投資的學術論文,而學生必須了解研究趨勢,有什么重要問題,有什么數據存在,有那些適用的研究方法。特別是,拿國家學位的學生要寫學位論文,必須學會提問、邏輯思維及方法學。第三部分是案例。哈佛商學院案例庫已累積了兩百多個影響力投資案例,我們在課上教30個,包括上面提到的幾間基金公司,都是領域里的翹楚。
第一門課是inside the classroom,從它我又beyond the classroom,開出「影響力投資:教室之外」,是實境學習的國際模塊。我帶學生到美國紐約參訪,對象是在教室內講過的案例公司,讓學生和案例中的決策者互動,深化學習效果。這種實境學習的課不容易設計,我做了很多努力,和哈佛案例中的高管聯系上,請他們對學生講解基金特質和策略等。高管很忙,未必能抽出時間,但我請學生把意見整理好,寫成匯報發給他,外加五個具體問題,擬在紐約現場和他互動。高管收到郵件后,通常很快回復OK,因為他不忍拒絕好求真理的學生。
《陸家嘴》:您認為,中國的影響力投資有哪些不足,應如何推動?
邱慈觀:有關這話題,我該講的都寫在今年五月FT-中文網上「中國的影響力投資」那篇文章里,其中沒講的,上面也補充了很多,我再總結一下。
影響力投資在一個國家是否做得起來,有宏觀、中觀及微觀三層因素,它們有時會形成制約條件,限制了影響力投資的在地發展,而有時會形成賦能條件,加速它的在地發展。譬如,英國有成熟的VC傳統、活躍企業家精神與獨立的社會服務部門,三個因素都形成它發展影響力投資的有利條件。對比之下,北歐很難推動影響力投資,政府對人民的照顧「從搖籃到墳墓」,沒有導入民間資金來解決社會痛點問題的必要。
針對國內現況,我另有幾點建議。第一,這領域的推動須以基礎建設為主,有心者應致力于生態系統的建立。影響力投資的生態系統有三塊核心,即投資人、金融中介與被投資標的,而目前國內任何一塊都不成熟,需要培育觀念、建立平臺及引導互動。
第二,國內影響力投資的實踐者,不要為了把餅做大,硬把ESG責任投資中的其他方法歸為影響力投資,也不要一再吹噓投資回報率,卻經不起檢驗,更拿不出影響力績效數據。
第三,從培育未來影響力投資基金經理的立場,我呼吁教課要拿出良心,自己先虛心學習,把影響力投資搞清楚,再來教人。倘使自己都沒準備好就教人,傳播了很多錯誤觀念,這是混淆視聽,反而形成思想災害。
我上面的說法可能有些負面,其實是某種形式的針砭。影響力投資是門新學問,而新知識的學習需要時間,在時間中積累、思考與沉淀,最后才能開花結果,產生改變的力量。
國內從開始講影響力投資到今天,大概五、六年了,而隨著時間發展,原本撲朔迷離的場景,經過一番洗牌而明朗化,看清了誰是圈內人,誰是圈外人。這是國內推動影響力投資必經的歷程,我有幸隨著洪流前行,站上個人的學習曲線,透過慎思明辯,持續創造認知的高峰。在這歷程中,我享受了以文會友的樂趣,結識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學者,共同引領學生前行,為中國的影響力投資努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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