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慈觀
教育背景:
博士學位:賓夕法尼亞大學金融學,1991
學士學位:臺灣大學哲學,1978
研究領域: 可持續金融、影響力投資、普惠金融 、金融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 、金融倫理學、財富管理。
邱慈觀 : 【FT中文網】公眾急救領域的資本困局

1月14日,FT中文網發布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邱慈觀的觀點文章,她指出,企業與投資人都能看到公眾急救領域的潛力,但卻困難重重。有人會問:公眾急救的事情難道不能交給政府或慈善公益機構嗎?

公眾急救領域的資本困局

2019年11月27日,在電視節目錄制現場,臺灣演員高以翔在奔跑中突然倒地,后經搶救無果,遺憾離世,其死因為心臟驟停。同年3月份,在北京東單體育館的籃球場上,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心臟驟停倒地。所幸在隔壁場地,來自協和醫院的醫生正在打羽毛球。六名醫生當即趕到現場,對男子進行胸外按壓、AED體外除顫。隨后男子被送往同仁醫院接受后續救治,與死神擦肩而過。

同樣是心臟驟停,一人憾然離世,一人成功存活。除了醫生的及時出手外,這也離不開東單體育館配備的AED(自動體外除顫器)。AED能夠在瞬間以電擊形式刺激心臟,恢復其正常跳動狀態。針對心臟驟停,急救中存在“黃金四分鐘”,超過四分鐘,大腦將產生不可逆性損傷,同時,單純心肺復蘇,存活的成功率只有10%,假如有AED早期參與,成功率將達到74%。可見,AED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。

此次東單體育館的AED提供方,是一家注冊在上海的公司,叫做合恩醫療。合恩醫療在2015年,就進入了公眾急救領域。對于合恩醫療而言,這可能是一個存在巨大潛力的市場。

市場潛力有多大?

我們可以重點關注一個指標,即“每十萬人AED擁有量”。日本為500多臺,新加坡與美國各為300多臺。中國尚未有官方統計數據,但我們以上海為例,AED投放量不足2000臺,而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,計算下來,每十萬人AED擁有量不足10臺。這僅僅是日本的1/50。以上只是AED的投放數量上的差異,我們還要考慮急救知識與技能的普及,公眾急救體系和人員的搭建,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等問題。可以說,國內該領域的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。

既然市場潛力巨大,為什么我們沒看到該領域的爆發式增長?據公開資料顯示,合恩醫療在2015年完成了天使輪融資,此后在2019年獲得了禹閎資本的Pre-A輪融資。第一反應是國內另一家急救領域的公司,在2015年由魚躍科投及騰訊投資做過一輪融資。還有一家叫做辰邦急救的公司,成立于2015年,暫無融資信息。該領域的融資規模較小,僅在千萬級別。

困難在哪里?

事實上,企業與投資人都能看到該市場的潛力,但是市場剛起步,困難重重。

對于企業而言,有效地提供急救相關的產品與服務之前,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才是重中之重。中國人所謂“想致富,先修路”,就反映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,而急救領域的基礎設施包括消費者意識的培養、公眾急救體系的搭建、配套法律法規的出臺等。

對于合恩醫療,急救產品與服務的受益方與支付方是不同的。在一場馬拉松賽事中,受益方是參加比賽的跑步者,而支付方是賽事主辦方或地方政府。在上述北京東單救人事件中,受益方是突發心臟驟停的男子,而支付方,同時也是捐贈人,是一名北京急救志愿者。受益方范圍廣,基本面向大眾,而支付方通常是政府、企業、捐贈機構與個人。

這與普通商品是不同的。例如,智能手機市場規模巨大的同時,支付方和受益方是重合的。公眾急救領域兩者的不重合,使得企業要做兩件事情:一方面,要尋找到有支付意愿的機構和個人;另一方面要提升大眾對急救的認知水平,從而促進該領域的發展。

一家企業投入的資本,完成了消費者意識培養后,最終會產生正面的溢出效應,有利于降低后來者的進入門檻和成本。消費者意識的培養,也屬于一種公共財(public goods)。最終,成本是由初期進入該領域的企業承擔,而好處則是全市場享有。

正由于上述現象的存在,一開始進入急救領域的企業和投資者就成了冤大頭。有人可能會問:公眾急救的事情難道不能交給政府機構,或者慈善公益機構嗎?

其實,政府機構本身在行業政策制定和行業生態建設方面,都扮演著重要角色。例如,新加坡民防部隊不僅主導AED在公共場所的投放,還推出了手機應用,標記AED地理位置,公告突發性心臟驟停的情況。民防部隊還借助“救人一命”(Save a Life)計劃培訓社區急救員。

當然,民間機構也可以主導該領域的發展。例如,日本救急醫療財團是急救相關的基金會,成立于1991年,為急救領域的研究提供資助,并提供相關教育與培訓。它還推出了AED地圖,匯集了日本各家AED制造商、銷售商所提供的AED設備安裝位置和維護情況信息。從發展周期看,日本從開始投放AED到“每十萬人擁有量”達100臺,用時七年左右。從發展模式來看,日本依賴于民間的參與,有效調動全社會力量,才達到了現在每十萬人500多臺的結果。

誰可以破局?

按照“每十萬人AED擁有量100臺”的目標預測,中國AED的需求量約在140萬臺左右。現實與目標的差異,僅僅依賴政府或慈善公益機構,顯然是無法解決的。這就需要民間資本的參與。公眾急救醫療是個相當特殊的行業,該領域企業的發展可以帶來更多的社會效益,但是企業又處于發展初期,不確定性大,相對而言,風險比較高,現階段的財務回報未必能達到市場平均水平。純粹以回報率為考量的普通投資者不一定愿意參與,因為這里存在“回報抵讓”的問題。這種抵讓是指,在開拓一個新的市場領域過程中,投資者為達到預期之市場層級的社會效益,需要在財務回報上給出一定的讓步。

相比于傳統投資者,影響力投資者(impact investor)更愿意進入該領域進行投資。影響力投資者有主動的意圖去創造積極的、可度量的社會影響力,并兼顧財務回報。在推動公眾領域發展、鋪墊基礎建設等特定條件下,影響力投資者愿意犧牲一部分財務回報以換取市場層級的社會效益,因此可接受低于市場平均水平的財務回報率。

孟子有云:“當今之世,舍我其誰也?”對于公眾急救的相應企業而言,沒有影響力投資的資本就難以擴大規模;對于影響力投資者而言,其推動社會前行的積極意圖在投資上就形成”舍我其誰”的本質。從另一視角看,為了與”舍我其誰”的精神相輝映,影響力資本具有一種“外加性”(additionality):倘使我不投資,還有誰投資?這種外加性反映了影響力資本在新市場領域之任重道遠,當其他類別的資本畏首畏尾,不愿承擔更多責任時,它卻勇猛精進,流向資本匱乏之處,以創造最大的社會影響力。

在很多情況下,當商業資本因風險過高、回報期過長而不愿進場時,慈善組織會彌補空隙,把公益捐贈導入市場。但此處一般人會問到,相比于公益慈善,影響力投資的資金使用效率是否更高呢?亦即,同樣的一塊錢,投資是否能比捐贈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呢?換句話說,當公眾急救領域的發展,政府及公益機構都有參與時,怎么衡量影響力投資的效率呢?

針對于此、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先鋒聰明人基金(Acumen Fund)提供了一個方案,叫做BACO,即以最優慈善選項(bestavailablecharitable option)作為比較基準,以凸顯影響力投資與傳統慈善之間的差異。影響力投資相較于BACO,具有財務杠桿優勢、企業效率優勢、技術創新優勢。通過BACO比率,亦即影響力投資與BACO的單位社會效益比值,我們可以確定影響力投資的“效率乘數”。例如,聰明人基金曾經以非洲抗瘧蚊帳為例,旗下基金投資一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是BACO的52倍,即BACO比率為52。這足以顯示,影響力投資者在其中所能發揮的巨大能量。

總的來說,在市場拓荒階段,企業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公共財的特性,也反過來制約了初期企業的進入和發展。這個時候,懷著“舍我其誰”精神的影響力投資者可以成為破局人。從資金的可得性和效率看,影響力投資者是公眾急救領域的重要參與方。國內影響力投資先行者都須深謀遠慮,打破資本困局,啟動公眾急救醫療領域的投資,而未來發展值得進一步關注與跟進。



原文鏈接:http://www.ftchinese.com/story/001085896?adchannelID=&full=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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